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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 2013-5-29 08:32

上海行:李大维看开源硬件创业

陈一斌 陈一斌 社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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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晴朗的天气,我在新车间见到了李大维,他当时穿着绿色的上衣,穿着有五个脚趾的五指鞋。当时,他正在用 iPad 来处理工作,手边则放着一本关于农耕的书籍。而除了将精力投放在“鱼菜共生”的都市农耕项目外,他和新车间打算理清创客运动的轨迹,发表学术文章。

在他眼里,创客运动有两个故事的版本,一个是国外 Kickstarter 的,而另外一个关于中国深圳的。前者的故事不断被人挖掘,而后者的故事则仍然埋藏在无数华强北电子商贩的心里。

在李大维看来,所谓创客其实跟山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美国建国初期也以山寨起家,内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就颁布了法律,宣布不承认欧洲的版权和专利。李大维所说的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国工业革命的奠基者”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的故事,在英国严密封锁、保护自己的棉纺织机技术的时候,这名年轻的英国人觉得本国的棉纺织工业已经发展到了巅峰,留给自己的机会不大,于是他记熟英国棉纺织机的设计,装扮成农场雇工,秘密前往美国。自此,美国的棉纺织工业终于得到了来自英国的技术,开始飞速发展。

不过,现在美国工业的地位已然不同,它也处于优势地位,担心自己的技术被日本、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所学习。但问题是,为什么亚洲四小龙这几个国家都没能出现“山寨”这样的现象?李大维以台湾地区牛仔裤外包厂商来解释原因。

一般来说,当台湾牛仔裤外包厂商签了订单之后,一个月之后就会收到一个集装箱,里面装满布料,然后台湾的厂商只需要雇佣师傅,将牛仔裤从这些布料里裁剪出来。台湾的外包仅仅负责其中加工的部分,但不知道哪里买原料。正因为如此,当这些台湾厂商将工厂搬到大陆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工厂自己没办法升级。台湾人有人,有厂,有技术,但没有掌握产业链。

时间要拉回到几年前,当时全球经济危机,许多公司为了优化财务报表,将自己的采购部门给裁掉,所以当时上海等地区有一大批下岗找工作的人。最终,这些知道原材料哪里买的人,进入了大大小小的中国工厂或其它地方。过了几年,中国的工厂开始有自己的采购部门,他们不但知道产品如何制造,也知道原材料在哪里买。结果演变成,中国的牛仔裤工厂甚至不用合作方提供布料就能生产——他们的独立性比台湾的工厂要强。

同样的十年,台湾的外包公司开始垂直整合,比如富士康,甚至为了给 iPhone 磨玻璃的药水都是自己的子公司生产的。经过这样的改造之后,富士康就变得很有效率,能够应付像苹果这样喜欢一次性下几千万订单的买家。但也因为整个生产流水线变得十分庞大和复杂,生产的成本随之上升,为了盈利,富士康不接数量较低的订单。但富士康不接小订单,不意味着别的厂商不接。于是,许多生产上较为灵活的小厂商,就从市场的底部进入,获得一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而当 MTK 推出了“Turn-Key”的解决方案,降低了手机研发的难度,令中国内地吹起了山寨之风。当时已经有人到深圳实地考察,发现许多山寨机的品牌几乎抱着“捞一票”的心态,为了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推出不同造型和不同功能点的手机——他们不打算做长期的生意,本钱也不多,所以一次生产几千部到一两万。而深圳生产山寨机的工厂,因为需要时时刻刻面对这样小批量的订单,整个生产线不得不进行适应。

被华为外派出去的朋友还告诉李大维,山寨机在第三世界国家泛滥,跟华为中兴全球化扩张有关。最近十年,中国的电信设备公司华为、中兴开始全球扩张,从亚洲扩张到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我们知道,早期中兴华为以制造运营商定制机为主,而当地的运营商有时候也会报一些数量较少,低于 10 万的订单。但由于华为主要跟台湾的工厂合作,无法应付数量较低的订单,于是华为的外派员工就打一个电话给深圳的朋友,让他们来承包。此时,华为中兴在国外建设的销售网络,不光销售他们自己生产的手机,还销售着山寨机。

目前来说,由于数据很难取得,尚无法有证据直接证明华为中兴与山寨机之间的关系,但李大维经过观察则发现,山寨机的产量跟华为中兴扩张的速度成正比。不过,现在的山寨机也遇到问题,他们现在没有可以“抄”的对象——过去几年,国际手机品牌要么关门,要么苟延残喘,索尼爱立信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山寨机不得不自己去设计和制造,进入一片新的领域。

以上,是创客运动里关于深圳、关于中国的部分,而这和 Kickstarter 有什么关系呢?

说实话,Kickstarter 给了一个项目一夜爆红的机会,但有时候过于红火,对于创业者来说反而是压力,因为群众的热情完全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这时候原本的生产计划完全被打乱,必须围绕着更大的订单量重新制定。最典型的例子是 Pebble 智能手表,创始人艾瑞克·米基科瓦斯基(Eric Migicovsky)完全预计不到 Kickstarter 最终的募款额达到 1000 多万美元,而订单量达到 85000 块。

为了满足突然爆发的需求,他唯有来到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但这个过程之中,当然也会碰到其它的问题,比如说,异国语言沟通不便,Pebble 概念太新工厂不易接受,米基科瓦斯基甚至还有防止自己受骗上当等等。尽管 Pebble 的发货日期向后推延,而且第一批发货量也低于原先的承诺,但至少因 为中国发达的制造业,他们具备能力应付突然爆发的需求。

如果没有中国,Pebble 估计会被粉丝的口水淹没在网络的世界里。

李大维还提到,Kickstarter 也为一些做外包接单生意的美国人提供了生意机会。比如说 Dragon Innovation 这家公司,它的商业模式因为 Kickstarter 的出现而变得很简单——他们只要在 Kickstarter 上浏览一遍,找到做硬件项目的团队,然后发一封邮件过去问是否需要帮忙在深圳找工厂制造,对方有需求的话,就可以直接联系上。这比以前光知道工厂在哪里,不知道客户在哪里的情况好很多。

深圳如何变成硬件创业的天堂?从李大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版图,当台湾制造业为了利润率、为了更多的订单而升级自己的生产流水线,以至于不得不放弃数量较少的订单时,中国工厂反而因为承接数量较少的订单而获得了灵活制造的优势,甚至还因为经济危机的发生,其它公司人才的流失反而拥有了自己采购部门,从而具备独立性。而当一轮又一轮的“山寨”大潮来临,深圳以及它辐射的地带,则经过了充分的训练,形成了灵活制造为特色的产业链,恰好迎合了 Kickstarter 等小批量硬件制造的潮流,让中美两地成为创客运动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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