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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8-24 16:35

耿乐:志同,道合

| 左蘅

编辑 | 小肥人

摄影 | 崔神

采访 | 左蘅 崔神

塑胶玩偶跪着,是一个西方男子健美身体的缩小版。耿乐介绍:“别人送的礼物。”他小心地拿起,轻轻摆弄着玩偶四肢。《博望志》记者也试了试,手感很好,大概价格不菲,然后一不小心,玩偶的“生殖器”掉了。他笑了笑,“没关系,(直接黏上去的)可以换。”——果然,柜子上堆着其他款式。记者又试了试不同搭配,看上去都不错。

耿乐将玩偶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好多人询问购买渠道。以前的领导提醒他赶紧删掉,因为“不符合你的身份”。“我觉得没有什么…让‘帅哥’(玩偶)每天给我跪着,挺有意思的。”

耿乐在学校时就是学生干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爱挑头”。他曾和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聊天,奇怪对方为什么不发微信朋友圈,对方则说他是“孔雀型”人格。“我爱组织活动,爱当领袖,我特别爱表达。朋友圈别的 CEO 一年都不发一两条,我每天都发,别人估计都觉得(这个)CEO 没有城府。”

当 2014 年记者第一次来到北京蓝城兄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城兄弟,旗下有男同交友软件 Blued 等)时,其员工只有 40 多人。现在,二层空间扩大了一倍,员工已达 181 人。公关经理邹盛龙说,二楼马上还要打通一堵墙。

“我们那边又租了将近 2 千平米,正在装修。需要孵化一些创业公司,在国外也投了一些公司,也开始投资一些同志的相关公司在做布局。”耿乐说。

广告以 50% 以上的速度增长,以至于他对销售团队说,“卖得慢一点,卖得贵一点。”今年刚尝试的直播也很挣钱,“流水很高…第一个月就挣了 1200 万左右,月增速是 30% 到 40%。”

C 轮和 C+ 轮融资公布后,媒体接踵而至。就在采访前几天,耿乐向副总裁李奎发了点脾气,指责后者将其采访安排得过于紧密。

显然,蓝城兄弟创始人兼 CEO 耿乐早已不是那个听到“同性恋”三个字就手足无措的人,也不再为了争取一分钟路演机会而忐忑不安。面对摄影师的镜头,他放松、自信,只是言语间低头看了看:“袜子穿失败了。不会拍到吧?”

他调侃另一家媒体的男记者,“你看上去挺 Gay 的。你是吗?”

“不是。”“可以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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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 CEO

邹盛龙说耿乐经常开他和李奎的玩笑,说他们是“乡村版公关部”。邹告诉记者,自己是公司唯一的处男,耿乐会叫他“老处女”。很多同事之间也以“姐妹”相称。

谈话间,一位男同事分花拂柳地走过,邹打趣道,“这种(同事)就是骚浪贱。”说着,同事盈盈举起右手:“Hi, give me five!”

蓝城兄弟今年下半年有两件事:商业化和国际化。耿乐希望三年左右,公司在美国上市。

目前,Blued 官方公布的用户总数为 2700 万,其中海外用户约占用户总数的 20%。耿乐希望明年中旬国内外用户比例持平。“现在我们的用户注册(数量)是全球老大,(但)我们在很多地区的覆盖是不够的,大部分的用户都在中国……我们希望今年把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全部吃掉,成为当地的 NO.1……不止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尼,增长都很快。”

他说公司今年的目标是“成为亚洲老大”,并且“找当地人做当地事”。“我们在泰国组建了办公室,一定不要雇在泰国的中国人,要雇泰国本地人。”

拉拉公园市场部一位员工告诉《博望志》,因泰国信用卡普及率低,付费习惯差,中国的交友软件很难有可观利润;台湾虽然不错,但也面临 Grindr、Jack’d 等多款国外软件的竞争。总之,他觉得 Blued 出海之路挑战重重。

蓝城兄弟的欧洲办公室也即将组建完毕。业内人士张鹏鹏(化名)认为 Blued 的国际化势在必行,“在国内已经没有办法去讲增长规模了……(Blued 的背后有)DCM 这些企业,如果不出海,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他们觉得这个公司没戏,这个钱也就翻个几倍,也就那样了。”

傅孟申(化名)是一位男同志。他告诉记者,在同志群体中,Blued 至今仍被视为约炮软件。耿乐不否认约炮是一部分用户的需求,并且“成年人之间不伤害第三方的健康性行为应该是快乐的,应该是他们的自由,没有什么道德可评价。”

但他也注意到很多用户的签名是:不约,拒绝勾搭,有男友。在耿乐看来,“这种社交不是性的社交,还有情感、兴趣的交流,各个方面的生活服务类的交流:你用什么化妆品呢?我要去打球,附近有没有球友?类似这样的。”

今年蓝城兄弟开始做直播,耿乐将其定义为“娱乐产品”。未来,他们还会尝试“旅游电商、游戏,”耿乐相信“约炮的标签慢慢会被淡化。”

傅孟申觉得这并不容易,他说很多同志一旦有了稳定的伴侣,就不会再用同性交友软件,“用的话就像背地里偷情的感觉”。对此,耿乐并不担心,“两个(人)可以共同注册帐号,公开你们的爱情,大家都来围绕和支持你们……可以搞家庭聚会,我们一起出去郊游、吃饭。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社交的氛围,但是在生活当中他们很难找到。”

据说,Blued 已占据中国同性社交市场近九成份额,“基本上别人没有机会了,”耿乐说,“现在有一家做电商的,卖同志比较喜欢的商品,在我们这儿投广告之后,当天是他们有史以来流量最高的……我一直说未来给自己的定位不是一家中国的同性恋互联网公司,而是全球的同性恋生态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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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乐醉心于摆弄这些玩偶,“让‘帅哥’每天给我跪着,挺有意思。”

北京,北京

耿乐原名马保力,19 岁毕业后在秦皇岛当起了警察。他当时一心想当刑警,想办案,因为“很有意思”。后来他的文章陆续见诸报端,还喜欢深度采访公安局一些有意思的案件,写成报告文学,挣稿费。领导发现后,就想调他到办公室写材料。

他找到警校校长,说自己不想去。局长给办公室支了一招,让其找耿乐谈话时提醒这个孩子:“业务处做一个小记者民警有什么出息呢?根本见不着领导。你在领导身边,领导每天看到你,要提拔你的时候,要认识你、了解你、知道你,当然就给你机会了。”

耿乐就过去了。

2000 年,耿乐创立同志网站“淡蓝色的回忆”,后于 2006 年改名为“淡蓝”。那时候,他喜爱阅读同志文学、小说,“写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散文。”虽然那些页面早已删去,但耿乐还有印象,“比如说什么我有一颗寂寞的烟,写那种天色暗淡下来,然后大家怎么坐在窗前……青春已经过去,我们要迎接新的东西。”

在公司还只有 4、5 个人的时候,每人每月开 1500 元。那时候有网友的捐助,按照耿乐的说法,钱是从“四面八方”汇过来的,但每个月他自己还得掏几千块。后来受一位做杂志的朋友启发,他们尝试登广告挣钱。最开始切入谷歌的广告,每个月谷歌会把一两百美元汇到邮局,他们再拿去银行兑换。

一度,网站服务器每年被关两三次。耿乐带着团队“游击作战”,“上海、宁波、江阴,(还有)好多南方的小地方,深圳、天津也呆过……被人发现了就撤。”

他给某地公安局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有人举报他们是同性恋网站。耿乐要求对方出具说明,对方说:“还是走吧,换一个大点的城市…我们不关你,省厅就会下来人让我们关。”

当时他们在租房的门上安了猫眼,总担心敲门的是不是公安局的人。“我跟网监的关系特别好,网监的处长跟我一起提拔的,都很年轻。我经常到(他)办公室聊天,我不是跟他聊天去了,我是想看那个桌上有什么政策文件,里面有没有写同性恋网站是有问题的。”

26 岁时,耿乐提为副处长,享副科级待遇。现在回顾从前,他觉得自己当时有点骄傲,开车都有点横。并且“大家的竞争挺激烈的,公安局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单位,每个人都想当领导”。

转折源于一件小事。一次到分局开会,一位大领导要吐痰,耿乐跟过去帮忙踩痰盂踏板,一不小心没踩住,领导的痰黏在盖子上。“领导特别生气,瞪了我一眼”他回忆,“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开心…凭什么工作的时候要这么伺候你?你跟我非亲非故,无非就是你是一个领导。”

临近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耿乐察觉到一些变化。2009 年,他请了长假,抱着“大战一场”的决心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北五环外的立水桥,“一楼带一个地下室”,把地方收拾干净,七八个人住在一起。还把院子里的杂草清理干净,自己种菜。

他来北京有一个更实际的目的——好招人。“在秦皇岛,技术人才特别不好招。第二个来北京见客户比较方便,比如说酒吧也有,大的品牌也有…这些客户可能找我们投广告。”

耿乐翻出夹在笔记本中的一张纸条,写于 2009 年,上面记录着海淀分局网安处一位女警官的手机号和 QQ。刚来北京,他就直接跑到海淀公安局,想问清楚运营同志网站的尺度和边界。“当时特意找了一个女警官,好说话。她也是比较严肃地说,可以开,但是你们一定要管住…管理互联网,不止公安局一家,很多部门,大家会拿放大镜去看的…我说你给我留一个电话,留一个你的名字。”

“(后来)我们在一个神州机房租的服务器,又被发现是同性恋(网站)了,主要是有很多竞争对手举报我们……我给她(女警官)打电话……她说没有事,我给你们证明。”

刚来北京的一两年并不好过,耿乐说那时自己得了忧郁症,“从楼上想往下跳”。他每天凌晨七八点才睡,恶梦不断,下午三点钟才起,“起来跟没睡一样,很累很疲惫。那时候特别胖,虚胖,满脸都是包,掉头发,起来一看枕巾上都是头发。”

在 2012 年之前,用耿乐的话说,网站不挣钱,大家都看不到希望。“总是两三万的收入,以前在秦皇岛也两三万、三五万的收入一个月,这边也是…那时候还是觉得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办。光做公益,我们那时候申请经费,一年 5 万块钱。”他想过回秦皇岛继续当警察,或者把车卖掉。

他没想到,自己和公司的命运即将迎来一个大转折。

庙堂

没有那次接见会怎么样?耿乐坦陈“很难熬,除非熬到(2012 年)Blued 上线,拿到投资。如果李克强不接见的话,你做了这件事,谁敢投资给你呢?那时候互联网投资界没有人能够看懂同性恋这个行业。”

2012 年,耿乐以淡蓝网创始人的身份参加了搜狐的一场访谈。访谈播出之后,他被公安局领导叫回秦皇岛。几天后,耿乐递交了辞职信。

同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前几天,耿乐收到北京卫生局通知,说有领导接见。后来他才知道,那位领导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

融 A 轮的时候还有人问耿乐,政府不会给你关掉吗?

耿乐回答,李克强都接见了,怎么不合法呢?

不久前,“卫生部在写关于艾滋病的十三五规划,他们要组建一个专家组,就把我邀请过去了,好像民间机构就邀请了两三个人。”耿乐觉得文件中对同性恋的描写“不太贴切”。

“有一句话说吸毒的、卖淫嫖娼的和同性恋人群要自尊自爱自省自立,我当时看了这句话就划出来了,我就乐了,抢着发言……吸毒和嫖娼在中国是违法的,但是同性恋并不违法,是一个人的性取向,不是一个违法行为,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并列起来?”据说领导听后笑了,请耿乐回去修改,然后邮件发给他们。

耿乐明白自己的优势,“知道如何跟政府打交道”。当初身边有朋友得了艾滋病,很多人的反应是“就是因为不戴安全套?”耿乐说那时候自己也不一定会戴,“我当时还挺震惊的,怎么这么不小心?为什么都没有使用安全套的习惯?也没有这个意识。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如何保护自己。”

他主动找政府谈艾滋病防控项目合作。他擅长写公文,“功底很好”,“领导能看明白你想做什么”。“正好那两年中国艾滋病的经费也很多,都是世界上一些大的基金来中国,赞助政府,政府把这个钱花出去……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家 NGO,是一家公益机构,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经费来做。就找了昌平区机构……到了之后就去找机构的科长。”

耿乐按照对方介绍找到相应网站,看招标书、写方案、投标。合作的方式很简单,在网站上挂广告,动员大家去做艾滋病检测。“我们需要让政府看到我们的存在,让他们来支持我们,需要一个角度。你要谈同性恋要平等、要权利,政府会不开心的;你跟政府说,我们可以帮助艾滋病的防治,政府很开心。”

“我们专门有同事做政府关系,每天到各个政府(部门)去聊天,沟通交流一下,能让政府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耿乐说。

一次,他去美国参加联合国某机构举办的会议。耿乐思忖:国家部委会不会去人?他打听到有两位领导会去,并给其中一位发了邮件,告知了自己的抵达时间和入驻地址,恰巧对方下榻在同一家宾馆。

抵达后耿乐又用邮件联系对方,说晚上跟一个司长吃饭,之后如果有时间,不妨一起聊聊。他们就在楼下酒吧喝酒、聊天,“聊了很多真实的话,甚至他的从政感受。以前他是不会跟你说的,大家是冠冕堂皇合作的关系。换了一个环境,就会拉近大家的距离。”回宾馆后,对方还给耿乐送去刚洗的美国大樱桃。

第二天开会时,这位领导坐在中国国家代表的席位,耿乐坐在楼上的旁听席。领导给耿乐发信息说旁边还有一个位置。于是,耿乐见到了另外一位“更大的领导”,还认识了一位联合国官员。他跟两位领导合了影,“中午我们一起吃饭,他们也找不着……我说我知道。因为我前一天在那儿开会,我有一个职业习惯是记路,每一个我走过的地方,我都能够记住,然后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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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团队赤身围着彩虹旗的照片至今仍摆在他办公室的显眼位置

竞争

虽然开放式办公空间不断扩大,耿乐办公室还是那个在一扇玻璃门后面的十平米左右空间。几张照片一直都在:比如 2012 年获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接见;2014 年,获得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接见。

再比如初创团队成员赤身围着彩虹旗的照片。前段时间他们模仿拍了一张,“没有这种精神头了。”耿乐说。

在 2013 年那一分零几秒的路演之前,没多少人知道耿乐是同性恋。

“我就为了那 1 分钟,提前了将近半个小时到现场。然后观察他们的工作台在哪里,有可能报名在那儿,离得很近,我就问几点报名?哪个环节?坐在旁边一直等。”他排在第一个报名,但工作人员以去年已有类似公司路演为由拒绝了他。

在多次争取无果的情况下,他听到现场一位工作人员的唐山口音,便上前:“我们两个是老乡,我是秦皇岛的,我们挨得很近。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最后,他被安排第四个上台。

“我想那一分钟一定要让大家记住我,记住你的唯一方法是现场出柜……我很担心超时,只有一分钟,我跟主持人偷偷地说,到时间你千万别轰我,我会让全场暴动。”

他做到了。

虽然当时的视频不甚清晰,依然可以看到耿乐在掌声和欢呼声中微微地发抖,说不清是紧张还是兴奋。他不但公开出柜,还说登录了自己公司的软件,发现现场好多帅哥都是他们的用户。他还说,现在公司的员工大多数是同志,只有两个异性恋,“我们一点都不歧视他们”。

演讲的最后,他说我在 Blued 上叫耿小哥,我还没有男朋友,大家快给我发私信,谢谢!

他一开始并不清楚媒体的力量。但是看到竞争对手的表现后,他决定“一定要抓住这点,做得比他更好。”他给自己一年时间,要让大家知道谁才是这个行业做得最大的。“我基本上所有的采访都不会错过……在传播上也标榜我们是最大的,用户规模、我们的数字曝光是有策略地去做。”

当第三代苹果手机在中国卖七八千的时候,耿乐用的还是诺基亚翻盖机,“但是同志圈很多人开始买那个苹果手机了”。一天,一位同事打开苹果手机上的软件,冲耿乐诡异地笑:“我们这个小区有好多 Gay,你看……”

那个软件就是一个日本人做的 Jack’d(同志圈戏称“接客帝”),耿乐觉得“挺有意思…可以看到哪些是 Gay,他们长什么样,离你多近。”

“当时它(Jack’d)是中国的老大,”但耿乐也清楚 Jack’d 的缺陷:“服务器在国外,网速很慢,本地没有营运团队……点一个头像,照片半天刷不出来”。

耿乐意识到类似软件就是自己的机会和突破口。当时淡蓝网的技术人员都是做 Wed 端的,只能找兼职。一位员工在论坛里搜索到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有两个在读研究生的同学,三个人就把活揽下来。耿乐对他们的要求是,“给我做一模一样的就行。”

软件只花了 2 万多块钱。“上线就不好用,人一多,大家登录不了,打不开软件,一多就登录不进去。”耿乐说,“但是用户越来越多,增长非常快。”很快,Blued 到了 App Store 排行榜的第 9 位,“每天的增长是 1 万人以上。”

他们当时并没有大肆宣传这款软件,只是在其负责运营的一个同志微博上推了几次。“我们担心别人觉得这个有点 low,我们想把它包装成像一个老外公司做的、从国外过来的产品。”

张鹏鹏认为当时的 Jack’d“漏洞百出”,“就像一个城堡一样……城门不保,随时都会给国内的这些部队攻破。”

2013 年,Jack’d 的服务器又发生过一次问题。傅孟申记得在那之前,Blued 的用户好多是青少年,“没什么意思”,恰恰因为那一次服务器故障,Jack’d 的很多成熟用户彻底流向了 Blued。

融资后,耿乐抓紧招人。一位淡蓝网的粉丝毛遂自荐,毕业后就来到淡蓝做移动端技术,他还拉来一位女同学,两人分别负责安卓端和 iOS 端。后续又招了设计师,“大的团队组建出来了。”耿乐说。

男同交友软件 ZANK 一度是 Blued 的劲敌。但如今“ZANK 的份额基本上都被我们覆盖了。”耿乐说,“前年的时候打得挺激烈的,去年基本上把产品差距拉开了。”

张鹏鹏认为二者的分叉点出现在清流资本介入 Blued 之后,“选择好的投资人很重要……基本上是手把手帮他们……ZANK 没有及时将融资用于团队打造,但 Blued 就比较精,它的团队还是比较扎实的。”

拉拉公园市场部的一位员工认为,从一开始,ZANK 的战略就错了。“它一开始是以活动为主。Blued 其实一开始就约(炮)嘛……整个北京就一个大聊天室,大家狂在上面约(炮)……出发点不一样,所以(结果)就不一样了。”

当时由于聊天室过于火爆,很多员工建议耿乐将聊天室分开。“我说不着急,我们就让他刷屏,让大家觉得人多得已经看不过来了,要造这种概念。”耿乐说。

ZANK 的一位前员工透露,ZANK 创始人凌绝顶以产品见长,对产品“非常有洁癖”,却“不是很狼性的那种人,不是那种认定目标就干,本身还是非常摇摆的……实际上 CEO 不要具体干什么事情,这一点很重要,懂得放权。凌绝顶恰恰是相反的,他把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抓得很细很细。”

在张鹏鹏看来,虽然耿乐没有互联网基因,但有很好的领导力,“能忽悠”。“太面的人他的心不能很强硬。我觉得能有一些优势人才加入,跟他做过警察、比较(能)称兄道弟的这种性格很有关系。不是说耿乐一个人成功,而是他整个团队很成功。”

耿乐的朋友圈曾被一款高端男同交友软件 Aloha 刷屏,仅从照片来看,上面的用户大多俊美、洋气,似乎也多金。耿乐说他那段时间一直在研究 Aloha 好在哪里。“我们当时看明白了,它做的是我们不擅长的,一个产品无法承载所有的用户(需求)……它细分了我们一小点市场……那又怎么样呢?做不大……就好像腾讯看我们一样。”

他们称 Aloha 的用户为“名媛”,“每天都在健身,不用上班,四处去旅游的这些人,然后讲逼格。”张鹏鹏觉得 Aloha 更像是粉丝经济,“名媛”们都在争取更多粉丝,对绝大多数粉丝而言,关注之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解决刚需”张说。

耿乐现在关注同志群体的消费升级,他最近常提“社交维度”这个词。他希望把社交从身体扩张到人们的情感、兴趣爱好以及同志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条路并不好走。

傅孟申对同志电商并不看好,因为购买行为很容易导向其他电商渠道,“变现路径很长”,反而组织面对面的旅游则前景不错。张鹏鹏告诉记者,虽然旅游是万亿级别的市场,但是已被分割得很严重,项目利润不高,且很难规模化,除非加上“色情牌”。他向记者透露,某公司曾组织类似旅游,活动结束时几乎每个房间的人都重新排列组合了。

但耿乐很有信心。“让用户消费享受你的服务,前提是你能够给他带来价值,你卖电商也是的,你卖的东西符合他的审美,然后这个东西,你在别的地方可能买不到,或者在别的地方能够买到,但是你需要去选。”

他以自己为例:“我一直不知道自己适合喷什么香水,直到有次在英国机场,一位年轻同事说,老大,我推荐你这个品牌,他的设计师是一个 Gay,很有名。这是一个英国本地品牌,价格也不高……我好喜欢,就买了几瓶回来送给别人。”

作为多款同性社交软件的发源地,耿乐深知美国市场是场“硬仗”,“我们可能是最后进入美国市场,不着急。”张鹏鹏告诉记者,美国同性交友软件的商业模式都很直接,“人家(有付费习惯),就不想换(软件)了……Grindr 的营收很高,一年 1000 万美金利润。而且它不用把功能做得那么花哨、那么复杂,就把约炮这个点打得很透。”他觉得 Blued 要想撼动 Grindr 的地位并不容易,“现在 Grindr 出海的战略比 Blued 执行得更加坚决,它曾经在 27 个国家社交榜排第一。”并且“美国很高傲,他们不太想用亚裔人做的东西。”

去年,Blued 曾与淘宝合作,赞助七对同性恋人赴美国洛杉矶举行集体婚礼,婚礼由西好莱坞市长主持。回国后,不仅媒体大量报道,“相关部门还表扬了我们,我们去公安的时候,公安局说你们做的事情非常好,说中国的人权就靠你们来背书了,就开玩笑。”

“我们是先把别人没有做好的市场变成我们的主场……不一定歼灭它,可以并存。我们已经有足够大的规模,上市市值会更高,根本不着急。它做得好,可以啊,我比你更有钱,我把你买掉总可以吧?一块钱买不了,我给你 10 块钱。”耿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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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后的柜子上,放着他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握手的照片

资本

谈到最近两轮融资,耿乐说,“还在国外的帐上,我们都没有搭理它。”

2013 年,当有人提出给 Blued 天使轮投资的时候,耿乐还担心会不会是骗局。对方邀请耿乐参加一个初创企业的会议。“我听完之后启发很大,原来创业是这么一回事,资本是这么玩。什么是融资?怎么叫期权?怎么谈这个条款?就是一直在学。”

投资人建议耿乐将全部精力放在 Blued 上。耿乐不舍得,淡蓝网终归是他的信仰和精神寄托。最终他保留了淡蓝网,“就做纯公益的网站,每天只有一个同事负责内容的更新…以前有论坛和微博,都关掉了…现在看是对的。”

天使轮之后,耿乐见识到资本的力量。不到半年,A 轮融资就开始了。办公室也搬到了现在的百子湾苹果社区。九个月之后,B 轮又来了。

耿乐特意将 B 轮融资公布日选在美国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出柜的第二天。库克出柜的当天夜里 11 点多,耿乐给投资人打电话,说自己在写融资的通稿,需要对方马上过目,晚上确定后第二天就发给媒体。耿乐自己写通稿,“我最擅长的就是写文章了。”

“然后第二天就爆了。”

在某轮融资中,耿乐看好的一家投资公司投了 Blued 的竞争对手,耿乐不服气,“(我)要让他们记住我,而且要告诉他们投错了。”他面见了那位投资人,“我告诉他,我不是找你要钱,我来告诉你谁是(这个)行业的老大……他(投资人)说你们的产品做得不好,我说 QQ 最开始也做得不好,也很 Low,但是他比 MSN 好,最后 QQ 还是赢了……一年之后,我们会来证明你的这个投资是失败的。”

“(最后)证明了。”

邹盛龙毕业后在 Blued 工作了半年,因为薪水原因选择离开。去年,他重回 Blued,他对耿乐最深刻的感觉是“成长非常快。”

“以前是像教育小学生一样,”耿乐说,“之前我们早期的(投资人之一),他/她本来性格就比较直,经常批评我,这儿做得不好,那么不行……现在会注意一些方式。这时候感觉到你做得足够强大了,他/她从你身上赚了很多钱了……或者你是他/她投资的所有公司当中最好的,他/她会尊重你,也会在意你的感受。”

耿乐对目前自己的判断是“做中国最好的投资互联网没有问题,往外走还是需要很多人帮助……(比如)我想收购一家公司,要投资一家公司,不太懂,收购和投资的这些不是我的长项。”

C 轮融资后,耿乐被邀请至银泰资本法国总部。“法国很多的同性恋创业的 CEO(被)邀请来……一个一个谈,有的是创业者,有的是用户,有的是做别的社交软件成功的,有的是做孵化器的……我以前没有这些资源,接触不到这些人。你去聊,你会发现挺长见识,原来在欧洲做事情有这么多的困难、有这么多的机会。”

耿乐的办公桌一角放着几本书,最显眼的是《社交的本质》和《看拼音说英语》。前者为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姐姐所写,耿乐不喜欢,因为“没有干货”;后者是同事送的,耿乐从去年就计划学习英语,但因为忙,“几万块钱报的班都没去”。

无论如何,他下定决心今年要学好英语。“(毕竟)翻译是机械性的表达,无法交流。人的交流特别重要。我们的交流很顺畅,如果是一个外媒,你说完他翻译,我回答,感觉当然不一样。”

“减肥也要减。”耿乐说,“你看刘强东都瘦成那样了,所以必须要减。每次看照片我都使劲 P。”

“(未来)会接受别人收购吗?”记者问。

“不会卖。他买走的话也不会干,他干不好。我们跟巨头也聊过这个事,他们就说,可能为我们投一笔钱,投一笔很大的股份,还是我们干。我说可以的,不让我干也可以,我套现了。但是他们肯定不会让我走的。”耿乐笑着说。

题图来源:cy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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