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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2018》:我在印度卖手机,见证金立下沉 OV 崛起

公司

2018-12-26 14:32

这个世界会好吗?

站在2018与2019的分界线上,回忆这一年中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即使我们不相信8字头年份的魔咒,但这一年商业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也足以让我们印象深刻。

在高速增长车轮停下时,并没有人听到刹车的声音。年初中国科技公司股价几乎都攀上高峰,年中时苹果、亚马逊也都超过了万亿美元的市值,但是到了2018年最后的几天这一切都成为了泡影,暴跌只是发生频率的问题。

失去了资金,新技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从年初三点钟区块链微信群层出不穷,发币、上交易所、炒币成为最赚钱的方式,到下半年区块链从公司到投资人和媒体全部灰飞烟灭,中本聪当初会想到技术会让人们这么疯狂吗?

要么上市,要么灭亡。创业公司是资金的另外一块晴雨表,在很难获得下一轮融资的情况下,它们都选择了上市,无论是估值大幅度下跌,还是牺牲一些短期利益,至少需要活下去,才有翻盘的可能。

这一年,我们不停地讨论消费究竟是升级还是降级,五环内外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以及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

最后,《潜望》记录了四个普通人在2018年的故事,他们是在抖音上工作的网红,在印度打拼的中国手机人,拼多多上卖货的中小业主和区块链从业者。

2018年10月印度排灯节期间,Realme手机员工郭超与印度同事喝着威士忌,庆祝印度市场三天手机销量100万台的时候,远在中国深圳的同行、金立员工黄琦发现该发的工龄买断收入没有如期到账,盘算着难道真要走上劳动仲裁那一步?

郭超之前是OPPO驻印度渠道专员,2018年5月份,Realme从OPPO体系中独立出来,单独成为一年新兴手机品牌推向海外市场的时候,郭超选择加盟。

Realme创始人李炳忠搭建种子团队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肯定了他过去所做的成绩,然后邀请他加盟Realme。整个电话持续几分钟,通完电话后,「能得到肯定当然很高兴,」郭超决心加入。

这一决定将他推上了14人海外团队的管理者岗位,团队中包括12名印度当地人。在他眼中,一个新创建立品牌,半年时间,三天里卖到100万,是一个超过所有竞争者包括小米印度在内的新纪录。

「我觉得在海外一定要建立一番事业。在印度一年多了,我发现印度市场潜力非常大,新公司给我的岗位很有吸引力的,从各方面讲都值得我留在这里继续奋斗。」郭超说。

黄琦之前所在的印度金立公司,因为受中国总部金立公司现金流危机波及,于2018年七八月份转让品牌运营权给印度当地四大手机厂商之一Karboon。耕耘多年之后,2018年,金立在印度名存实亡。

年过三十岁的黄琦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再看看新的工作机会。他在面试时要面对不可或缺的环节,向人一遍遍解释金立为什么忽然倒下。

2018年,涌动着一场经济与商业上的大寒潮,它严厉、肃杀,它优选劣汰,它已经开始却不知道何时结束,影响无远弗届,哪怕远在印度工作的中国小人物,生活轨迹都已发生变化。

遗憾离场

2017年春天,黄琦参与了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掀起的广告、渠道大战。金立作为较早来到印度市场稳扎稳打的厂间,在当时不得不变得更激进一些。

印度是一个片神奇而有想象空间的14亿人口大市场,正处于智能手机爆发期。截至2017年2月21日,印度电信运营商Jio只用170天时间,就获得1亿4G用户。

黄琦为此被金立从尼日利亚调到印度,驻扎在新德里,每天出门就能看到黄牛、黑牛在柏油路上游荡,看着不关车厢门的破旧公交大巴。他想着怎么样向这些人卖出更多金立手机。

竞争直接反映在手机店门脸广告牌上,「以前99%以上的手机店都愿意免费挂三星的牌子,因为三星手机品牌大,三星如果愿意帮店主免费做一个新门头牌,店主会非常高兴,不收钱让三星挂上门牌。」

黄琦告诉腾讯《潜望》,「我们金立的人后来说帮他们换,零售店老板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关系好,换就换了。」

但是,OPPO和vivo公司(简称OV)的人过来后,改变了操作惯例,过去免费的资源,因为OV而有了价格。「OV直接告诉店主,我帮你做新门头,有我的形象Logo,加你的店名字,店名字很小放在右下角,每个月给你一定数量的钱,或者给你更多钱一年不准换。」

黄琦感受到金立被OV拉着一起向中高端进军,这一波操作国内手机厂商砸下了以亿计的真金白银。很快他发现这里有问题,印度人消费水平上涨并没有预想中上涨得快。

「金立不应该跟着OV高举高打去抢广告、代言人等等,一年花了很多营销费用。我们当初应当做精准营销,学习小米或者一加,而不是大张旗鼓地,可能会活得更好,那么销量没有OV那么大,但是盈利能力上没有任何问题。」

2014年和2015年金立印度赢利,可以向金立总部输血,到2016年和2017年,印度投入加大,金立需要总部投入。当2017年底金立因欧菲科技公告欠货款之后,金立中国很快进入休克状态,金立印度缺血收缩以至最后被总部剥离、变卖,已是必然。

金立印度错失了自救机会。「营销费用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销量没有拉起来,对公司打击比较大。」黄琦感到无力。

他已经注意到,印度消费者整体上「追求性价比」。消费力不足的印度市场,一旦有分期,手机销量就会上涨。这刺激了分期付款公司在印度业务火爆,印度本土金融分期公司相互竞争,甚至引来了中国捷信。

小米公司(印度)也与印度网贷平台ZestMoney合作,允许买家在无信用卡情况下按月分期付款,在小米公司网站Mi.com购买小米产品。竞争如此激烈,一款手机产品,甚至在设计之初,已经与金融产品方谈好细节。

而且,本来金融分期手续需要贷款方去承担,竞争导致品牌商抢着去给垫付手续费。只要有人想买手机,拿上证件,签几份协议,零首付、零手续费,就可以把新手机带走。

降维生存

这一切,基本上已与黄琦无关。金立印度于2018年7月份卖给印度当地人之前,他就从印度回到深圳,在金立海外市场部任职,偶尔去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差。公司业务整体萎缩形势下,事情已经不那么多。他有了更多时间陪家人,按时接送孩子,弥补前三年在海外工作亏欠。

2018年寒潮,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更精干的团队,找到更省钱而精准的办法,才能在挑剔的印度市场上活下去。

过去两年,品牌拉升,营销大战,渠道争夺,OPPO、vivo和金立发布手机新产品,每一款产品都是配置稍微调整一点,价格提升200到300块人民币。

2018年一个明显标志是,这种打法不再吃香,代之而起的是小米那种以低营销费用+极致性价的打法赢得市场。

黄琦留意到源自OPPO的Realme横空出世:「小米打法把原来OV和金立建立起来的零售体系冲击了一波。OPPO又搞了一个品牌realme来搞小米。」

小米印度模式本质上薄利多销。金立给零售商8个点左右毛利,小米只给4至6个点毛利。「原理上来说是价格战,把整个产业链进行再整合。以前小米把产业链每一个商家配件价格拉低了。Realme又在原有的供应商基础上又刷了一遍,让大家再做一些更具性价比配件,整合到一起。」

从7月至11月中旬,Realme郭超为此忙得马不停蹄。因为国内有结婚一年左右的妻子,有时国内需要开会,郭超去香港坐国泰航空CX694/695,来回奔波于中印之间。好在从OPPO到Realme,公司换了一个靠机场更近办公地点,上下班有班车,「交通比较方便,不用像国内坐地铁。」吃饭也有请来的中国师傅做菜,还经常换。

就连搬家,个人物品,也是郭超打完三个包之后,由公司请的搬家公司直接拉走。郭超把更多时间放在工作上。

他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之前,他做运营,拿到现成手机,想着怎么卖给消费者。现在,整个从产品的设计、规划到最后生产出来,然后再最后卖给消费者,作为销售负责人,他都要给出一些反馈和产品定位判断。环节变得更多了。「很多东西从零开始第一次接触,要重新学习。」

对郭超而言,时间感觉不够用。这一段时间压力特别大,成长也最快。几乎每天工作至晚上8:30之后,夜里1点以后睡觉,早上7:30到8:00起床。与国内家人沟通时间减少,主要是周末和家里视频微信通话。

好在妻子利用假期,从深圳来到印度看望他,郭超抽空陪她去了泰姬陵。还在当地找到一种叫Butter Naan的烤饼,成为小夫妻俩于异国他乡为数不同的共同喜欢的美食。

加点趣味

郭超理解的印度手机消费者特性,要低价只是一方面,还有追求性能和设计另一面。Realme想设计区别于同价位的其他品牌。

比如Realme 2 Pro,曲线上寻找变化,设计团队希望能有扎实手感,配备了像玻璃的材料,边缘外,涂有哑光黑色,再以面板阴影,营造一种「黑海」效果。「Realme继承了某些OPPO的基因,OPPO品质在印度市场有认知度,所以Realme进入市场有一个快速拉升。」

郭超自豪于亚马逊印度和电商Flipkart上,相同价位段产品,Realme产品评分都排在前列。从749元至1700元,Realme在印度大致分三个档位。小米在印度最低价位打到400多元人民币。

当排灯节Big Billion Days期间,郭超在公司,看着屏幕上不断上跳的销售数据最终越过100万台的时候,他与团队们欢呼了起来。「从那一刻开始充满了自信。」他说。随后,他和同事们去了公司楼下酒吧庆祝,「印度人比较喜欢喝酒跳舞。」

郭超喜欢一种叫Johnnie Walker的烈酒,啤酒没味道。在印度生活,排满日程的工作之外,中国人休闲时,需要找到一些自己的乐趣。「我跟同事聊天说,这里的生活要自己去创造。」

比如,当地人不喜欢打篮球,中国人也不多,需要自己先找了一个小区篮球场,再通过朋友约中国人,定日子,然后慢慢把那里变成每周一次的中国人打球场地。

对郭超而言,印度征战路途还漫长,下一次举杯相庆仍要靠双手去争取。他通过朋友知道原先金立手机中国人很多已经撤回国内,市场竞争就是这么残酷,能者与强者才能生存。

黄琦12月份通过微信向腾讯《潜望》转来一篇金立前员工去深圳申请劳动仲裁的报道,12月4日、5日,共有244人申请了仲裁,涉及金额总计超过2800万元,平均下来,金立欠每位员工逾11万元。

黄琦在金立已工作10年,按N+1方案,可以拿11个月赔偿,但是在要领赔偿的第一个月份,就出现了拖欠,这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科技,作者为卜祥,爱范儿经授权发布,文章为作者观点,不代表爱范儿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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