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交网络是一台愤怒机器，拿什么阻止用户智识的陨落？
本文来自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爱范儿经授权发布。
如果圣经里《创世纪》的故事是真的：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了宇宙，本质原因是一套通用的物理定律和物理常数。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上帝无聊了，把引力常数翻一倍，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
我们会被一股力量拉向地面，大量建筑倒塌，小鸟从空中掉下，地球离太阳越来越近，公转轨道被改写，距离太阳的炎热区域又近了一步。
如果，这个物理世界的脑洞发生在社会领域呢？那些可怕的后果将难以预料。其实，我们真正想问的是，技术的进步，到底改变了什么？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精编《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将讨论四个问题：社交媒体改变了什么？社交媒体是如何演进的？社交媒体对人类的智慧产生了什么影响？社交媒体还有救吗？
社交媒体改变了什么？
Facebook创立之初的使命是「让世界更加开放和连接」。在社交媒体的早期发展阶段，人们普遍认为，全球连接加强有助于民主发展。但随着社交媒体的「老化」，早期的积极情绪消逝，而已知或潜在伤害则大幅增加：网络上的匿名讨论，参与者往往表现出比真实生活中更明显的愤怒和偏激，偏激群体们共同打造了越来越极端的世界观，不实新闻层出不穷，暴力意识形态吸引着各自的拥趸。
问题关键可能不是出在「连接」上，而是社交媒体的出现，让交流变成了公开表演。
交流是双向的，亲密关系建立在你来我往的基础上，双方轮流对话，互相讲笑话、互相倾诉。那么，如果在对话双方外围立起看台呢？周围有你的朋友、熟人、对手或陌生人，他们对你的内容发表评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
1995年，社会心理学家Mark Leary创造了一个名为「社交计量器（Sociometer）」的理论，形容每时每刻活在别人注视下的心理状态。在他看来，我们要的不是「自尊」。由进化所导致的新需要是，人们希望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被他人当成理想伴侣。而社交媒体上的指标，比如点赞、好友数、关注数和转发数变成了社交计量器的外显指数，让个体的想法被呈现给所有人。
举个例子，如果在私底下，你对自己的愤怒情绪喋喋不休，朋友们可能讨厌你。但是，一旦有（陌生的）观众在场，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愤怒会提高你的「地位」。
2017年，纽约大学研究员分析了50万条推特，结论显示，只要推文中含有一个道德或情绪性的单词，转发率平均能提高20%。同年，皮尤研究院对Facebook的调查也显示，带有愤怒和偏见的帖子是其它内容的参与度的2倍。
哲学家Justin Tosi和Brandon Warmke提出一个概念：道德作秀（Moral Grandstanding），指的是当公共论坛里，人们通过上升道德高度来增强自己的权威性时，会发生什么。
就像一群演说家要说服挑剔的观众一样，每个人都想超越前人，带领达成某种共识。而围观者很有可能「捏造道德指控、公开羞辱、指责异见者、夸张情感表达」，细微的差别和事实已经不存在，这是争取围观者时的牺牲品。看客拿着放大镜考据他们的对手，甚至是朋友的一言一词，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公共愤怒。
人类朝着八卦、自夸、操纵和排斥异己的方向进化着，被轻松卷入新的角斗场里，即使当事人也深知自己会因此变得暴戾和狭隘。
正如耶鲁大学心理学家Molly Crockett所说，能减轻我们的愤怒的因素，比如时间和同理心，因为网线之隔，影响力大幅减少；而多数情况下，我们每天都被要求公开「点赞」某种态度，以强化自己的立场。
社交媒体的演进：升级的愤怒机器
2002-2004年之间创建的Friendster、MySpace、Facebook，起初只是用来更好地和朋友建立联系，鼓励人们发布精心修饰的生活，但不存在任何机制奖励用户的愤怒情绪，也就是更具煽动性的情绪。
但慢慢地，出于改善用户体验的目的，平台一点一点调整，新闻和愤怒情绪的传播被改变了。要想修复社交媒体，减少其对民主的伤害，必须要先了解其进化机制。
2006年，Twitter问世，一大创新在于其时间线：140字内容不断更新，用户在手机上浏览时，可以不断下拉看瀑布流。它改变了原来信息消费的方式，就像用消防软管喝水，永无止尽。
那一年，Facebook也发布了新版本——信息流。
2009年，Facebook新增「点赞」按钮，首次用一种公开指标来衡量内容的受欢迎程度。之后又加入了算法创新，按用户此前的互动程度来排列内容，直接决定用户看什么，刷不到底的瀑布流被进一步优化。
信息流算法将原来自然产生的信任度层级彻底抹平，任何内容，只要有互动，就可能被置顶。「假新闻」很快迎来大爆发。
Twitter也在2009年发起了重大更新——新增「转发」按钮，在此之前，用户想要引用一条推文，必须复制粘贴再重新更新。转发按钮实现了内容的无缝传播，一键将别人的内容展示给自己的粉丝，分享那些有传染性的内容。
2012年，Facebook也在自家产品中加入了转发功能，让移动端用户方便使用，那一年，移动端用户增长最快。
Twitter转发按钮设计者之一Chris Wetherell曾在接受BuzzFeed采访时表示，后悔设计这一功能。转发键带来了第一波推特暴民，「我们可能给一个4岁的孩子递上了一件上膛的武器」。
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12-2013年期间，Upworthy等网站开始尝试利用转发功能，列出十几个标题，测试哪一个能带来最多用户互动。那些「XXXX你敢信！」体就发端于此，配以不同的图片，带来潮水般的点击。
当时，Upworthy并非想要引爆愤怒，它更想要增加权重。但这个策略证明，把情绪性故事进行包装，辅以有煽动性的标题，在新旧媒体上都能带来传播；接下来的几年里，那些离谱的，有道德倾向标题的文章被大肆传播。
Esquire杂志作者Luke O’Neil曾发表文章，反思这一变化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宣称「2013年，互联网支离破碎」。
文章写道：互联网是贪婪的野兽，就像古老的狮身人面像那样——如果谁回答不了它提出的谜语，谁就会被吞食殆尽。正是那一年，白雪皑皑的埃及狮身人面像照片被全球疯传，引燃了人们对极端气候的恐惧，而实际上，那只是一张微缩仿制品的照片而已。
相关科学家研究发现，追溯到上世纪80-90年代，有线电视和对话广播兴起，是造成当下的暴戾文化的其中一个原因。多方力量推着美国人走向更严重的分裂。然而，从2013年开始，如果有人想要掀起风浪，社交媒体就是其强大的助推器。
社交媒体加剧智识陨落
即便社交媒体带来的暴戾效应可以被消解，但它依然会给稳定带来不小的问题。随着孩子们长大，思想、陈述、歌曲、图像等多种形式的媒介混合成信息的河流，会让他们耳闻目染。
如果把信息分为三种——过去一个月产生的新信息、过去10-50年由上一辈人创造的中生代信息、以及生产时间已经超出百年的旧信息，那么，不论这三种信息如何在18世纪保持平衡，到了20世纪，广播和电视走进普通人家，这种平衡必然被改写。而到了21世纪，这种颠覆会更加明显，进程也会加快。
2012年，社交媒体变成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一部分，他们和周围人建立起「超连接」，极大地增加了对新信息的消费，包括娱乐信息，如猫片和名人八卦，以及每天、每时产生的时事热点，而旧信息的分享却大幅减少。
1790年，英裔爱尔兰哲学家、政治家Edmund Burke曾经在书里预言： 让人生活在一个可以理性交易私人生活的世界是令人忧虑的，因为，每个人的资产不多，为了让自己「卖」出好价钱，他们会充分利用自己原有的资本，甚至是国别和年龄上的优势。
所以，社交媒体带来了一次全球实验，测试Burke所恐惧的事实是否成立。
对年轻人而言，他们很难接触到被社交媒体所裹挟之前的思想和信息，和所有年龄段一样，他们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丑闻、笑话和当下的冲突上，这可能对他们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
就平均智商而言，我们的祖先们可能不比我们聪明，但我们所继承的思想，却是经历过筛选和过滤的，我们学到的，多数值得世代传承。尽管这不代表着绝对正确，但长远来看，起码比过去一个月出现的内容更有价值。
Z世代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到前人的经验，但他们会发现，自己并没有比上几代人更熟悉前人的智慧。也因此，他们会被误导而倾向于接受新的观点——以为社交荣誉就是自己的社交网。
何以解忧，唯有克制
社交媒体，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突然改变了无数美国人的生活。
相较于18世纪，甚至是20世纪末期，现在的公民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他们调整自己的公共表现，越来越会道德作秀，在这个愤怒极易被传染的平台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当下的冲突、未经检验的思想，和早前那些曾产生过稳定影响的传统、知识和价值观完全脱离。
本质上说，社交媒体不是一无是处，它自有其能力，比如将原来黑暗中的事物曝光到阳光下，也让原来的弱势群体有机会发声。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都会带来建设性和破坏性的一面，随着时间发展，我们也会找到平衡的办法。很多研究人员、立法者、慈善机构和科技行业从业者都在努力，寻求更好的改进，比如以下三种方式：
如果社交媒体鼓励的是道德作秀而不是真诚交流，我们必然要减少这种激励。有的平台已经开始尝试「去指标化」，比如，模糊点赞和转发数据，让内容本身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准，这样，用户们才不会进入到一场过分在意公共关注的人气竞赛中。
减少未验证账号的触达
不良用户，比如喷子、煽动者其实是现行系统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产出大量假账号，并加以利用来左右舆论。如果主流平台强制用户，哪怕只针对有影响力的账户进行基本的身份验证，社交媒体的危害将会得到改善。
减少低质量内容的传播
举个例子，Instagram的系统中，如果有用户发表了评论，AI可以识别出该评论和此前被标记的有害内容相似，于是询问用户：你确定要发布吗？新增的这一步，有助于用户重新思考自己发表的言论是否不当。除此之外，让专家组评估算法的伤害和偏见，也能改善推荐算法传播的信息的质量。
社交媒体在诞生之初，谁也没有想到它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技术可以是向善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技术的人，如何反思，使其向善。
参考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12/social-media-democracy/6007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