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畜的尽头,是数字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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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5 23:10

中午 12 点 20 分,一群肤色各异的男女老少走进酒店会议室。门口的指示牌上写着「会议时间:11 点」。

人们的脚上,有的是帆布鞋,有的是人字拖。纽扣衬衫、西装外套和工装短裤、背心混在一起。会议室在酒店的 19 层,从落地窗向外看,是泰国曼谷洒满阳光的城市天际线。

最后,44 个人挤满了会议室,喝着啤酒或红牛,聆听关于系统管理、直销、外包和「灰帽黑客」的演讲。

这些衣冠不整又不守时的人,收入中位数一般都有六位数,正在「度假式」参加来自世界各地互联网创业者的分享会。这是「数字游民」马克·曼森(Mark Mason)亲身经历的一次难忘的会议。除了曼谷,拉斯维加斯、柏林、东京、迈阿密……类似的会议和组织层出不穷。

利用互联网远程工作,叫「数字游牧」,其从业者被称为「数字游民」。「数字游牧」不算新,但在 Covid-19 暴发后,已经成了全球最热门的生活与工作方式。

想想看,在巴厘岛的海边,一边喝着冰汽水一边工作,累了就下海游一圈,唯一担心的就是电脑散热不太行——是不是特别「凡尔赛」、而且人人真心艳羡的那种?

「每周工作四小时」

选择「数字游牧」的人,全职和兼职都有,主要特征就是一边旅行,一边工作。

Covid-19 已经持续了三年,远程办公成了「新常态」。「数字游牧」这种「边度假、边工作」的趋势由此抬头。为迎合这一趋势,全球超过 25 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和旅行签证一样方便申请,但允许持有人在目的地国长时间居留并从事本职工作。

欧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一些高度依赖旅游业、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率先为「数字游民」大开绿灯。很快如阿联酋、巴西和意大利等国也有样学样。

「数字游民签证」在各国的具体名称不同——德国和捷克等国家称之为「自由职业者签证」,冰岛叫「远程工作者长期签证」,葡萄牙叫「独立工作者及企业家签证」。不同国家的申请条件也不一样,一般而言,申请人要缴纳旅游保险,提供在职证明和收入证明。申请费用会依照国家不同、居留时间长短而出现浮动,从 200 美元到 2000 美元不等。

只要能「出国」,「数字游民」剩下的事情就是在哪工作、工作多久、住在哪里的执行问题了。

▲ 数字游民的工作常态

工作地点,可以是公共图书馆,联合办公空间,也可以是咖啡店,反正有速度快的免费 WIFI 就行。工作时间表也非常灵活,无需朝九晚五,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开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心情安排日程。

不少城市成立了「数字游牧社区」,数字游民可以长租,也可以办公,还可以交友。国内比较知名社区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DNA 数字游民公社」,加入者一般是自由职业者,渴望自由的乡村生活。公社也会组织公益性的活动,为村里办报纸,开电影放映会等。

畅销作家蒂莫西·费里斯(Time Ferriss)在《每周工作四小时》一书中,把「数字游民」称为「新富人」。「新富人」是经济全球化和高速通信技术的受益者,每周只需要工作四个小时,就能实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 蒂莫西·费里斯的《每周工作四小时》,上市时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畅销书榜第 1 名

「新富人」的定义并不准确。一开始实践「数字游牧」生活的,多是早些年在互联网「淘金」发家的人,像币圈炒家、黑客和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资本的回报率非常高,实现了工作地点自由,因此才有文中开头的曼谷参会者,「身家超过六位数」。

如今「数字游民」的群体已经大大扩充,和过去「背包客」类似。不见得要财力雄厚,只要赚的钱足够覆盖旅行食宿的支出,「游牧」就可以立刻开始。

新名词,老面孔

不是所有的线上工作,都适合「数字游牧」。

目前来看,「数字游民」从事的职业,不外乎撰稿、设计、写代码和营销这四种。关键是,在没有「游牧」的时代,这四个工种也有大量的自由职业者。「数字游民」和自由职业者的根本区别,只在于是否出门「看世界」。

从灵活就业的便利,以及高风险、低保障的就业条件而言,「数字游民」和「零工经济」很接近。

一开始,零工经济也是「新富人」的玩法。「新富人」需要一份对冲职业——时间自由、财务分散、无视组织约束。对冲是一种奢侈品,适用于那些生活中本来就有太多吸引人的选择的「成功者」。

零工经济刚在美国流行时,波士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朱丽叶·B. 肖尔(Juliet B. Schor)采访了 43 名受访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从 Airbnb、Turo(相当于汽车租赁界的 Airbnb)和 TaskRabbit(日常工作分包应用程序)赚钱。她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白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零工经济依托于垄断性互联网平台的「发包」模式,投资人大笔投入,平台疯狂烧钱,早期进入的「玩家」,收入都相当可观,吸引了更多谋生而不是「玩票」的人进场。

▲ 很多失业者只能依靠 “零工经济” 谋生

渐渐地,零工经济成了谋生者的唯一选择。像印度的外卖送餐员,经历了送餐应用程序 Swiggy 带来的「高期待」的滑落。该应用程序能为送餐骑手提供高达 5 万卢比(约合 660 美元)月收入,但随着疫情扩大,经济低迷,汽油涨价,如今的送餐员基本处于「赚不到钱」或者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而这份工作没有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任何保障。

相比之下,「零工经济」从业者阶层下移的现象更为明显:它们从「新富人」的对冲游戏,变成了失业者再就业的「救命稻草」。

「数字游牧」还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一是由于这一类工种以脑力劳动为主,从整个社会的收入阶层来看,也是排名中上的;二是由于其「看世界」的性质,包含了身份的建构,会吸引更多「波希米亚」分子的加入。

身份的焦虑

职业身份意义重大。

耶稣的职业选择,是后世身份理论的基础。加利利地区的木匠属于半技术工种,不怎么稳妥,赚钱也不容易,但他是上帝之子,万王之王,是拯救人们罪孽的人。两种迥异的身份在他身上结合,一个人既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也可以是最圣洁的人。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同样的经验,同时拥有毫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来自职业、收入和他人的评价,灵魂的身份取决于他的道德素养。

▲ 高危摆拍,我等打工人千万不要模仿

即使世俗的身份再平庸、再低下,灵魂的身份依然可以保持高贵。两种身份的差异,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都是充满救赎的安慰。

19 世纪「诞生」的「波希米亚人」,就是灵魂高于世俗的时代显影。这是一个作家发明的、用来抵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群体。一大群游荡在剑桥、马萨诸塞和威尼斯、加利福尼亚的人,极端讨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如升官发财,极端重视对自然和自身感受的体悟,比如搞艺术。

「波希米亚人」是今日「数字游民」的先驱。当杰克·凯鲁亚克当众嘲讽那些「领口紧紧打着领带,被迫每天凌晨在米尔布雷或圣卡洛斯赶 5:48 分的火车,去旧金山上班」的社畜,大肆称赞「大路之子,观看运货列车隆隆驶过,体验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垮掉的一代」坚持用自由的原则衡量世界。

▲「垮掉的一代」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代表作《在路上》《达摩流浪者》,其名言 “我还年轻,我想上路” 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人 “看世界” 的愿望

「波希米亚人」的传统也是搞社区。社区才能确保他们接触的人都是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满脑子「知识经济」的家伙。因「波希米亚」社区闻名于世的地点,有蒙帕尔纳斯、布卢姆斯伯里区、切尔西、格林威治村和威尼斯海滩。

「数字游民」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波希米亚」传统对主流社会的挑战。这是当下信息社会灵魂高于世俗的时代

显影。当游民们在世界各地的海滩上仰望星空,敲下一行行代码,那些令人窒息的「内卷」、「996」、高通胀、能源危机、瘟疫和战争,都在灵魂的喜悦下变得微不足道。

身份的焦虑普遍存在。如何定义「成功」,今日的标准和过去数千年历史上的标准,差别不是很大。人们对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人们如何满足需求,并在满足自己需求和社会标准之间做出选择,是值得思考的。

「数字游民」希望在固定的标准下,尝试一些新的身份等级,并试图告诉其他人:不是一种方式才能证明一个人的「成功」。

不过别忘了,一个人如果当得上「数字游民」,他已经算半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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