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ron Swartz 最后的日子
技术天才，社会活动家，开放互联网的拥护者，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少年。在 26 岁的年龄，Aaron Swartz 已经有了不起的成就，可能会做出更多，但是，一场无情的诉讼改变了他的命运。2013 年 1 月 11日，Aaron Swartz 在 公寓上吊自杀，震惊了整个互联网，引起了人们的疑惑、愤怒和悲哀。在这场悲剧中，最为伤心的是他的家人和亲友。如今，5 个月已经过去，Aaron Swartz 的女友 Taren Stinebrickner-Kauffman 首次接受卫报的采访，透露了 Aaron Swartz 生命最后阶段的情况。
“我从未见过像他一样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人”，Stinebrickner-Kauffman 说。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在勤奋地阅读。在临终前的 3 个月里，他读了 24 本书。他想要了解世界的规则，以及如何使它变得更好。他对字体着迷。Helvetica 是他最喜爱的字体，他会根据菜单上的字体来选择饭店。他的女朋友回忆说，某个早晨她被 Aaron 叫醒，因为他急切地想要了解她对贝叶斯统计的看法。
“我们之间的最大争斗是关于意识的本质”，她笑着说，“这经常发生在我们住所的电梯上。我们在讨论意识的问题时，向着对方大叫，而电梯里的其他人是为了去遛狗”。
在他们开始约会的一个月后，诉讼的阴影笼罩了他们的生活。那是 2011 年 7 月，由于从 JSTOR 数据库非法下载文件，Swartz 被检方正式起诉。Swartz 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得到如此严肃的追查。美国联邦检察官 Carmen Ortiz 和马萨诸塞州助手律师 Stephen Heymann 对此事的重视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尽管 Swartz 的行为并没有受害者，也未获得金钱上的利益，尽管 JSTOR 在文件被归还后已经不愿追诉此事，Ortiz 仍然表示要严惩 Swartz。在一份新闻稿中，Ortiz 说，“偷窃就是偷窃，无论你是用计算机命令，还是撬棍”。
检方已经决定要将此事作为一个典型，他们拒绝在刑期上妥协。2013 年 1 月，在刑事审判开始的 3 个月前，Ortiz 正式拒绝了免除 Swartz 牢狱之灾的交易。两天后，Swartz 在布鲁克林的公寓中自杀身亡。没有留言。第一个发现的是 Stinebrickner-Kauffman。她上班回到家里，发现 Swartz 已经身亡。他身上穿着的衣服正是她早上上班前看到的那一套，一个 V 型领的黑色 T恤衫，棕色条绒裤。当她打电话给急救中心的时候，她的喊叫如此大声，以至于他们没有听清她所说的地址。
在 Swartz 的葬礼上，她控诉了“不正常的法律制度”。她和一些记者交谈。然后，她离开公司，去澳大利亚待了二个月。在那段时间里，她不想与外界交流。如今，在多日的思考之后，她觉得已经可以理解 Swartz 的死因。
“我读过许多关于压抑的东西，那看起来并不像是 Aaron”，她说，“他并不缺少快乐，他并不缺少感情……我认为他有很多痛苦，许多与案子有关。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件案子，他不会自杀。”
“我所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留意一些事情……回顾看，我能够看到一些线索，但是我不知道去那样做。我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但是我觉得自己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那个决定最大的问题是它是永久的。其它的愚蠢决定，你通常能够从中恢复过来。人们会犯错误”。
她停下来，开始哭泣。她的头低垂，肩膀颤抖。“这伤害了我”，她最后说，声音平静，“但是我不认为他是有意这样做的。”
Swartz 的死引起了人们无尽的悲痛。他的个人悲剧，也是互联网悲剧的一部分。曾是 Swartz 女友的 Quinn Norton 曾这样解释他的死亡：在 2011 年的时候，人们认为互联网能够改变一切，然后一切都毁掉了，“2012 年是这样一年，从全球来看，审查和监控在增强，然后 Aaron 自杀了。Aaron 是互联网男孩，这象征着这台机器压碎了我们的希望。”
Swartz 的朋友 Ben Wikler 说，Swartz 能够打动许多人，是因为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同情心。在 2009 年的时候，他曾经在民主党人 Alan Grayson 的办公室实习，因为他想要了解政府运作的方式，并想去改进它。在此期间，他还参与了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政策顾问 、记者 Matt Stoller 说，“什么样的科技网站创始人会选择坐在国会办公室里，认真了解工作流程？没有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他本质上是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技术专家，他认为，如果你努力工作，以开放和好奇心来处理问题，你能够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Wilker 说，Swartz 真正看重其它人的事情，“当他听到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某个人身上，他会感到非常劳神。他会深切的感到有一种责任”。
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世界。某一次，Wikler 和 Swartz 讨论到个人的伦理责任。他们谈到了 Thomas Keneally 的书《辛德勒的方舟》。因为没有卖掉汽车去拯救更多的人，辛德勒内心深受折磨。随后，Swartz 写信给 Wikler 说，他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社会正义，“辛德勒应该卖掉汽车：他可能拯救生命，并为此感到幸福”。
Swartz 的父亲 Robert 是一个计算机咨询师。对于 Swartz 被起诉一事，他平静中隐含着愤怒，“我觉得，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典型，可以展示他们在网络犯罪上的强硬态度……他们怀着报复之心，残忍，他们毁掉了 Aaron。”
Swartz 对调查之事非常沉默。他从未解释自己下载文件的动机。在他被捕后不久，他同意将文档归还给 JSTOR，但是 MIT 继续与检方合作。这被许多人视为一种深刻的背叛。
“我觉得，MIT 已经成为一个官僚机构，从根本上对技术创新持敌对态度”，Stinebrickner-Kauffman 说，“他们正在为机构的灵魂而斗争，Aaron 成了其中的牺牲品。”
在起诉刚刚开始的时候，Stinebrickner-Kauffman 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当她逐渐了解到权力机关有意追究时，他们开始讨论 Swartz 入狱的可能性。
她说，自己的母亲是研究犯罪司法的，监狱的概念对她来说并不陌生，“我试图做出一些严肃的努力，把监狱的想法正常化……因此我会说，‘你能写本一直想要完成的书。’”
但是，Swartz 对这种前景感到不安。他曾想要从事政治，担心这会有不好的影响。他也不确定自己能够应付，因为他的身体并不强健。他从未喜欢由规则统治的机构。对于他来说，监狱肯定是一个恐怖的前景。“但是在这一切之上，他真的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另一件让 Swartz 感到痛苦的事情是，他需要因为官司一事去借钱。他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讨厌鬼。在公寓里，Stinebrickner-Kauffman 试图从精神上鼓励他，想出一些可以忍受的方案。
“我会说，‘这样吧，你可以这样筹钱，躺在床上，把百叶窗拉下，打个电话？我会在电话旁……’我们谈了好多，如何使这件事情更易接受。”
虽然面临许多压力，Swartz 似乎不是特别压抑。他们曾去佛蒙特州度假滑雪。Swartz 甚至考虑过结婚的问题。2012 年 12 月的时候，在某次谈话中，他突然问女友，“或许我们应该结婚？” 这让 Stinebrickner-Kauffman 非常惊讶，因为他从未热衷于婚姻。Swartz 说他想要一个小型的婚礼，而女友想要一次大聚会。Swartz 担心她会邀请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我说，‘我们应该在审判结束后谈论这个问题，’”她回忆说，“这使得谈话中断了。”
在 Aaron Swartz 自杀的前一夜，他似乎兴致很高。他和女友去了当地的饮食店，一起分享了汉堡和果酱三明治。Stinebrickner-Kauffman 觉得，她应该看到一些迹象，为此她内心很折磨。“虽然这样说，我觉得，他可能故意对我隐瞒着一些事情。”
他的朋友说，Swartz 并不是心存幻想的人，他意识到世界上的不公平，并想要解决他们。这有时候会把他带到“黑暗之地”或者“消极的心理状态”。他曾写过一篇与自杀相关的博客。在他最爱的书籍中，有一本是 David Foster 的 Infinite Jest。David Foster 在 2008 年上吊身亡。Swartz 和他的朋友 Resnick 曾讨论过自杀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这会使人们无法再去做善事。但是，在 2013 年 1 月 11 日，Aaron Swartz 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他去世的 5 天之后，美国联邦律师 Carmen Ortiz 发表了一份声明，对此事表达了同情，但是她对检方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她说，由于 Swartz 的行为并非因为金钱上的动机，他们曾考虑过一个适当的刑期，“在低安全级别的监狱呆上六个月”。自此以后，Swartz 的家长再未和他们有过任何交流。
“Aaron 不是为红线与严格规则的世界而生的，”Wikler 说，”他进出各种机构。他不适合被放到盒子里，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从未想要伤害任何人。他就像是个僧侣。这场起诉，从头到尾没有展示出任何心软的迹象，也从未承认过有可能是错误的，即使在他的死亡面临依然如此。这样一个系统肯定有某些地方出错了，那些有权力的人能够如此对待 Aaron 这样的人。”
Stinebrickner-Kauffman 说，到最后，Aaron 的自杀是不可能找出合理解释的。“他就……”她言语中断了，寻找着合适的词，“这太难了”。这句话漂浮在空中，就像是唯一能够说出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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