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据为王的时代里，危害着人们核心权益的风险源于立法者是科技「文盲」，以及计算机科学家对法制政策的无知。
科技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常是「相爱相杀」。这些磨合的痛苦，侧面反映了政府和科技公司间缺乏真正了解双方的连接者。
▲ 国会听证会上的科技公司代表，图片来自 AdWeek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Susan Crawford 认为如今的高等教育极需要新增一个「公共利益科技」（public interest technology）学科：
人们仍在探索「公共利益科技」的定义。它应包括带着对科技的理解去设计公共政策和法规，同时确保科技正在服务公平和公正的公共价值。
这意味着，要有意识地思考（如何用科技来优化）社会福利，而不是从单个公司的盈利角度考虑。
Crawford 指出，有很多大学生都希望能够参与到公共利益领域，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只要不要饿肚子，工资少一点也愿意。但学校却没有提供一条这样的培训发展道路。
在传统的学术设定下，每一位对公共政策感兴趣的科技人员都会感到一点寂寞，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对法务和政策的投入常常都是徒劳的。想把自己写代码的能力用于解决真正地，正在发生的问题中非常难。
这和成熟的针对商业利益服务的发展培训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不少非牟利基金会正在着手说服美国高校将这个领域带入高等教育中。
▲ 图片来自 Top Hat
面对学院派和教育者，基金会将「公共利益科技」类比以前的公共利益法。
几十年前，不想为公司服务的法学生也没有明确可走向「以法律来保护公众」的职业道路，虽然那时公众已经存在大量需求。如今，心怀「改变世界」的网络原居民也在面临着同样难题。
前段时间，福特基金会和由惠普联合创始人 William R. Hewlett 发起的休利特基金会邀请了部分美国高校校长和院长，参与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这个学科的未来。参与了该会议的 Crawford 认为：
是的，这只是一个会议。但很多伟大运动都是起源于小聚会、图像以及大量耐心。
值得欣喜的是，不少学校开始进行实验了。MIT 和乔治城法学院联合设置了一个课程，让法学生和 MIT 的技术专家们聚在一起解决隐私相关的问题；而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政策中心则把学生拉到华盛顿，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科技法政训练营。对此，Crawford 说：
在进行的行动很多；但我们能做的还有更多，而且还可以做得更系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