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形容黑莓再恰当不过。

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者 Joe Nocera 描述的那样，“全盛时期的黑莓非常流行，以至于被戏称为‘骇莓’(CrackBerry)。技术负责人喜欢它对安全的强调，企业员工喜欢它的紧凑键盘，可以用大拇指将它玩得溜溜转。”

可如今，黑莓在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已经不足 3%。“就像王安实验室和其他成千上万固守自我设定的角色而非成为他们应当扮演角色的昔日明星公司一样，黑莓已成为资本主义变幻无常的鲜活例证。”

王安实验室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是办公系统的领军企业，但后来出现了 IBM 的 PC 机，除了文字处理之外，还可以跑其他很多不同种类的应用程序。王安实验室想保住自己的市场，因此迟迟不肯将文字处理应用转移到 PC 机上，将自己改造为一家软件公司。“到 1992 年，王安实验室已经破产，打垮它的竞争对手明白，人们希望他们的电脑不只是花哨的打字机……”

为什么昔日明星公司拥抱破坏性创新这么难？

Clayton Christensen 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分析，一开始，新技术或新产品远远赶不上它们最终将要取代的那些技术或产品。但由于新东西的价格便宜很多，或者是提供了诱人的新功能，或者是两者兼备，它开始在那些不需要最优质量和最佳性能、够用就行的细分市场发力。一段时间过后，新技术或新产品越来越好，可以用到要求更加严格的用途中。到最后，一套全新的生态系统和价值链围绕着新技术建成，到这个时候，市场中的老技术已经在事实上被新技术所取代──而且常常是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