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眼中，美国无疑是世界的科技中心，支撑这种中心地位的，是其强大的科研能力，从麻省理工的实验室，到微软和 Google 的前沿研究部门，再到名垂青史的贝尔实验室，施乐实验室，这些科研圣地让我们心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然而，近来美国的科研发展趋势一些美国媒体人提出了“美国科研发展之死（The Death of 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和“中国科研威胁论”。Fortune 在这篇《The Death of 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提到了科学慈善联盟会长 Marc Kastner 的一席话：

“如果我们不去开展基础性研究，其他国家便会取而代之。”

上面所说的其他国家，特指中国，如果非要再扩大范围的话，是中韩。

现在一些美国大企业面临的问题是，投资人并不喜欢企业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产出周期较长的基础性研究中去。比如激进投资者尼尔森 • 珀尔茨今年早些时候便与杜邦首席执行官艾伦 • 库尔曼有过交锋，而研发支出则是其争论的焦点。在珀尔茨眼中，库尔曼对科研以及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执着是杜邦投资者难以负担的。而且，在争论结束之后，库尔曼辞去了杜邦公司职务。

数十年前，杜邦发明了尼龙和特氟龙，陶氏化学则发明了聚苯乙烯。美国人依然痴迷于往日那些集中式的研究计划，例如 AT&T 的贝尔实验室或施乐的 PARC 研究中心。这些地方的科学家们曾因其工作成果获得过诺贝尔奖，并为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发明，例如晶体管和计算机鼠标。

然而，在以赚钱为首要目标的投资人看来，获得诺贝尔奖可以为实验室带来莫大的荣誉，但是，诺贝尔奖转变成实际的赚钱项目之间还隔着千万重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企业的科研投入的热情正在减少。

一个统计数据是，在 2007 年之前，仅有 6% 的上市企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较 1980 年下降了近 2/3。而在企业研发投入的支出上，中韩两国的增长幅度远远领先于美日德这些传统科研大国。

在企业科研投入上捂紧荷包带来的后果还不甚明了，但是，这篇文章指出：

企业科研投入的下降与生产率增长的下滑不谋而合，而后者自 2004 年以来便一直是美国经济的梦魇。从 2004 年开始，经济学家所谓的总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衡量劳动力和资本如何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指标——一直只有前 10 年水平的一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近比较了美洲多个国家的生产率增速，他们发现，研发开支排名靠前的国家拥有较快的总要素生产率增速。

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还有企业在科研投入上的持续增长，中国的科研潜力正被美国媒体所警觉。

题图来自：sa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