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逆向思考：技术想要我们为它付出什么？

如今，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总量达到历史高点，并还在持续增长。正阅读这篇文章的你，就是其中的一员。人们享受着社交媒体带来的高效快捷，并沉迷其中。但人们与社交媒体的关系绝不是单一的享受与馈赠，而是双箭头付出。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独家带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的文章，思考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到底失去了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从不缺少「欢呼」的年代。每当新技术的热浪来袭，人们便在媒体和资本的引领下并成一排，脸蛋粉红、挥舞鲜花。对新技术的理性评估，往往难免悄然变成对新技术的狂热想象。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互联网时代的新鲜事，在电报发明之初，评论家纷纷畅想说，这东西能让「各国的外交家们坐在一张电子谈判桌的四周，世界和平也便指日可待」。谁曾想，几十年后，世界大战中，电报成为了战时通讯的重要手段。

按照Tom Standage的说法，历史总在「转推」自己。从电报到社交媒体，在新技术初生之时，我们经常会采取一种聚焦收益、淡化威胁、忽略成本的思考策略。这种策略热衷于询问新技术带给我们什么，却很少关注新技术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或许，在热情的欢呼中，后者太不合时宜。

不过，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这种聚焦成本和威胁的「逆向思考」，却往往能帮我们生产更多的启发性概念，再用这些概念反哺进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

逆向思考一：从彼此相连到无限缰绳

Facebook在自己的企业宗旨中说，它想帮助人们彼此连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亲密。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社交媒体单凭一己之力，就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的古代梦想。不过……等等，若老板是我的天涯，那么就让TA岁月静好地呆在天涯，好不好？Facebook说，不好，我想让你们变得更亲密。

在研究劳工问题时，邱林川教授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说法：无限缰绳（wireless leash）。这一概念发端于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察——流水线工厂的老板在员工入职时，会发给每人一部小灵通，这样一来，老板就可以随时随地都能找到自己的员工。

事实上，「无限缰绳」隐喻的宿命又何止于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使用社交媒体的我们，在随时随地、免费快捷地找到所有联系人的同时，也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快捷地被所有人找到。

我们圈住一群人，又被另一群人圈住。当然，圈住我们的人也不必得意，因为自有人来「圈」他们。我们通过微信，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圆环套圆环」的游乐城。永远在线，彼此搏杀，全都是俘虏。

一起出逃如何？Sherry Turkle感慨说，十几年前，「独处」尚且是种美德，如今，若是你关掉手机、电脑、iPad，效仿梭罗的《瓦尔登湖》，独自去往阳澄湖，陪鱼蟹过几天闲散日子，那一定是种诡异的避世感。

且不说什么山河湖海。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段子：有一天他去咖啡馆工作，突然无意中看到，窗边坐着一个喝咖啡的男人，这个人没带手机，没带电脑，也没带iPad，更没有和别人聊创业聊投资，他只是在认真地喝着他的咖啡，有时候呢，还放下杯子，看着窗外微笑。

他观察了很久，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哥们有病。

逆向思考二：从User生产内容到Loser生产内容

如果Tim O’Reilly看到「在场」这种说法，恐怕会摇摇头，这远远不够，我们要「参与」。早在15年前，他便提出了那个影响整整一代创业者的概念：Web 2.0。O’Reilly说的没错，社交媒体成功的关键在于动员用户，让他们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为了实现这一点，一批被精美打包的意识形态出现在流行话语之中。

还记得那年火遍大江南北的《维基经济学》吗？它高举维基百科的成功，劝告我们，「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等等，似乎不太对，因为维基百科好像是「非盈利「的，怎么扯上了经济学？

除此之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还告诉我们，网络论坛的绝大多数用户，都是不怎么发言的潜水者（lurker），这又如何解释呢？

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跳了出来，重新梳理了一下其中的逻辑，你看啊，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少部分用户贡献爱，大部分用户接受爱。最后，资本用爱换了钱？丹麦学者Søren Petersen吐槽说，这哪是什么参与，分明是赤裸裸的剥削。User-generated content? No, Loser-generated content.

不如我们再次试试看，拒绝参与这场Web 2.0的游戏。我在研究访谈中遇见过不少被社交媒体所累的年轻人。我问他们，如果无法拒绝使用微信，那么，如果试着关掉自己的朋友圈呢，会不会好点呢？他们听到这个问题时，凝视我的眼神，就像在凝视一个外宾。

Daniel Trottier在访谈中遇到了大致相同的情况，受访者坦白说，他们加入脸书并在上面维系一种「积极」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社交压力，因为这是一种社交回馈行为（reciprocal activity）。

别人都在朋友圈中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就你搞特殊？关键是，你不发，还看我们，凭什么？这就好比，对方浑身上下就穿着一条游泳短裤，你还西服革履地给他点了个赞。

我在研究访谈中将这个问题又往前推了一步，问被访者，三天可见是否可以作为权宜之计呢？一位小伙子的答案我至今记忆深刻。在他看来，三天可见也无法完全完成社交回馈。「我加了一个新的微信好友，看到这家伙设置了三天可见，关键是，这三天里，还没发东西。你说这和关闭朋友圈有什么区别？」他说，「你们真应该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些人普遍比较……自卑。」

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人是自卑还是自负（不好意思，我的朋友圈也是三天可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想象那些「有限」参与的人。这种想象本身一旦弥漫开来，就是成为微信结结实实的社交规范（social norms）。

逆向思考三：从参与式文化到参与式监视

最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下监视问题。「在场」、「参与」和「监视」，三者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社交媒体使用的闭环。他们并非彼此独立，打个比方，互联网上有种说法叫「吃瓜」。想想看，吃瓜的前提，是有人种瓜。没人种，只能吃土。我们的在场和参与，都是在种瓜。

明星种的瓜大一些，比如最强大脑女制片人的微博，看得人脸红心跳。当然，也有大意失荆州的鸡毛蒜皮，一位叫做吴昕的主持人，在闲鱼卖了钟汉良送给她的玩偶，标价六十元。网友纷纷表示，这是什么塑料友谊？

不过，吃瓜的我们也不必得意。因为我等芸芸众生，也逃不出瓜的命运，同样也是要被吃的。学者Jose Van Dijk吐槽说，那些致力于保护患者隐私的医生们惊讶地发现，患者自己已经在脸书上把所有的事情抖了出去。

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我们被吃的瓜，都是自己主动种上去的。当Henry Jenkins在倡导互联网时代的礼物经济（gift economy）和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时，研究者为这种「种瓜给人吃」的行为，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参与式监视」（participatory surveilance）。也就是说，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主动「交代」自己的信息，实际上，这些数字痕迹，都可能成为监视者收集的潜在素材。

怪不得美国的律师们会开玩笑说，脸书已经成为了离婚官司重要的证据来源，「在衣领上寻找口红印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想要知道你的爱人是否出轨，那就去看他（她）的脸书账号吧」。

另一方面，「参与式监视」也可能是帮助监视者提供他人信息，成为监视的「帮凶」。

2018年11月，一位某国内大学的老师收到了微博私信，发信人倾诉了自己在大学校园中遇到心爱的女孩，却失之交臂的遗憾。这位老师便在微博替发信人寻找这位姑娘，也确实得到了20多位热心者发送来的女生的照片和个人信息。随后发现，发信人是一位游荡在这所大学多年的跟踪狂。貌似善意的「人肉搜索」，却带来了个人信息的严重泄露。

重访梭罗：瓦尔登湖经济学

2018年，美国虚拟现实的领军人物之一Jaron Lanier出人意料地写了一本书，名叫《删除你社交媒体账号的十个理由》（Ten Arguments for Deleting Your Social Media Account）。他在书中说，我知道这并不容易（读到这里的我默默批注道，给读者添堵，不妥）。同样，我们通过三次逆向思考，梳理了社交媒体的使用成本与威胁，那又如何呢？

Carl Newport在2019年的新书《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也许带给我们更加温和的建议。他在书中提到了梭罗的名作《瓦尔登湖》。我想，大多数中国读者，即便没读过这本书，多多少少也有所耳闻。我们的印象很可能是：哦，这是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但可能很少人会注意到，这本书的第一章，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章，叫做「经济篇」。梭罗首先算了一笔经济账：我从都市搬到瓦尔登湖，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呢？梭罗的逻辑是，我留在城里面，可以赚更多的钱，不过，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有代价的，最直接的代价是时间，间接的代价可能还包括空气污染、生活压力、城市噪音等等。如果我来到瓦尔登湖，每周只工作一天，足够一周的温饱，剩下的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写本世界名著吧。

当然，Newport在书中讲到梭罗，并非想让我们「扎堆儿」去瓦尔登湖定居。他的意思是，你做每一个选择之前，都要想两个问题：第一，我能收获什么。第二，我要为此付出什么成本。只谈收获不谈成本，就是耍流氓。如果你想做年薪百万的996社畜，或者在家里长毛的死宅，这都没问题，但你要明白并接受自己失去的东西。

同样道理，当新技术宣称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时，我们或许应该更加谨慎地反问一句，社交媒体想要从我们这里带走什么？我想不想把这些东西交给它？这几乎是技术时代中的底层命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以上这些有关社交媒体的文字，或许可以作为我们思考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