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用 Uber 的模式搞上门医疗注定要失败？
本文翻译自杰伊·帕金森 发布在 QUARTZ 的文章《This whole “Uber for doctor house calls” idea is basically doomed》。帕金森是一名医生，医疗领域的连续创业者。
2007 年，我创造了一种新的医疗服务。那时候 iPhone 刚上市 3 个月，Google 刚开始允许你在网页中嵌入 Google 日历 1 个月，我看到了一场完美的科技风暴，它让我可以做些前所未有的事情，成为自己的老板。
作为纽约市创意社区的业余摄影师，我有很多朋友是艺术家和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但又时常需要些医疗服务。他们无法承担急诊室的费用，再说当时纽约也没有急救中心（一种无需预约的医疗机构）。他们需要一种亲民的，性价比高的医生。所以我，带着全新的科技和让医疗变得廉价、便捷的使命，成为了一位从家里走出的创业医生。
那次创业的经历让我明白，新兴起的这波想成为“上门医疗中的 Uber”的初创公司，注定日子不会太好过。（我应该提到，我现在是一家提供在线咨询的健康服务初创 Sherpaa 的联合创始人）
移动互联网的前景让我的点子看起来很完美，而且那是最早的尝试。人们会访问我用苹果 iWeb 建立的网站，查看我的资格证和创业宣言。如果他们喜欢的话，就会点击“预约”，然后内嵌的 Google 同步日历会跳出来，他们在那里选择时间，描述症状，上传照片，填写服务范围内的地址。然后，一张安全表格就会发到我的邮箱里。当我酷炫的新 iPhone 提示我有新病人时，我就会像传统的上门医生一样上门进行服务。
9 月 27 日，在我自掏腰包投入 1500 美元后生意就开张了。一两个小时内，Seth Godin（畅销书作者）访问了我的网站，促使 Gawker （博客） 当天就写了两篇关于我的文章，然后一大票媒体蜂拥而至，网站一个月内就记录了 750 万次访问量。我得说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现病毒式传播的医疗服务。
得益于媒体的传播，我的生意立刻达到了饱和。我开始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走路、骑单车或者是坐出租车，只为在收集医疗用品的同时接诊尽可能多的病人。我知道我需要哪些医疗用品，因为我设计的流程中，病人会在预约时填写表格解释他们的病症。
我的一天大概是这样的。早上醒来，期望晚上收到了几个预约，然后在邮件里浏览他们的资料并安排上门接诊。如果需要抽血的话，我会确保所需用品都装进了我的包里。如果需要疫苗，我就要跑去药店临时买一些。如果我知道上门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我会在邮件回复我的建议并附上解释。后来我也越来越多地坐出租车，以便在路上回复邮件。
那次创业是典型的产业破坏者：新点子、低成本，反正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从第一天起，我的使命就是要让病人能负担起医疗开支。我每次服务收取 100 美元，支持 PayPal。我没有接受任何保险支付，因为我需要快速变现，没法耗上四个月等不足额的赔偿金到账。我的开支主要是出租车费用以及每月 30 美元的网站服务费。我尽可能收取少的差价（注），相比于传统医生 70% 的差价，我几乎是免费的。
注：“差价”原文中为 “doctor’s overhead”，意为医疗收费减去医疗服务产生的开支。
不过，这门生意拖垮了我的身体和经济，从而也拖垮了我的信念。我是一名医生，我曾每周工作 70-80 小时，但我发现用自己的大脑、汗水、金钱堆积出的创业已经不再适合我，原因如下：
- 在纽约的冰天雪地里跑来跑去，每一天都是折磨；
- 路途的时间让我每天最多只能接诊 8 位病人，或者说赚 800 美元一天；
- 我曾是专业医生，听到其他医生坐在温暖的办公室拿着我两倍的薪水，足以让我重新审视我日复一日的折磨；
- 我亲身体验到，相对于医院接诊，上门接诊能做的是多么有限；
- 每天 50-60% 的时间都用在购买物料和路途中，接诊的时间很少；
- 我深知我的时间的价值，以及我的创业项目牺牲了多少收入，尤其在拿过约翰·霍普金斯的高薪之后。（注：帕金森曾任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年薪 5 万美元+）
我的创业带来了很多快乐。在网上曝光后，邻居都认识我。我有时走在人行道上，会碰到一些素未谋面的人对我说：“你好，医生。”有很多病人后来成为了传奇的音乐人、喜剧演员，和名字出现在 Radio City
Music Hall 的艺术家
注：Radio City 是个坐落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著名地标。
在所有快乐之外，这份创业带来的痛苦让我想起了一天不用出门的日子。至少在我工作过的医院里，24 小时连轴转也能保持温暖、干燥。我 30 岁了，我需要一点休息。
尽管我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很快意识到这次创业不过是一次年少无知时的小而美的反正统试验，是一个希望“为病人做些正确的事”的医生能用几个月体验一次的事情。那是 1500 美元和 7 个月的充实时光。
初级保健医生是一个濒危物种。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来做这件事，也需要安全地接诊尽可能多的病人。我们需要优化医生的日程，让他们更加高效，医生不在接诊的每一秒钟都在浪费时间。医生每天已经需要花 40% 的时间在行政工作、档案管理上，再花 50-60% 的时间奔波于病人之间，意味着效率又降低了 50-60%。
简而言之，医生上门服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这大大降低了初级保健的效率。今天的病人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美国的“医疗系统”由大部分的专科医生和小部分的全科医生组成，而英国、加拿大以及其他高效医疗体系拥有的全科医生远多于专科医生。过去的十年里，只有 10% 的居民选择初级保健，进一步说明了初级保健服务的短缺。
传统初级保健医生一天能在办公室里接诊 30 位病人，上门医生只能接诊 7-8 位。即使将上门的效率再提高 20%，上门医生一天最多也只能接诊 10 位病人。
出于无数个原因，上门医疗不但无法规模化（特别是在人口不如纽约密集的地方），也是不负责任的。这种模式有两个痼疾：运行效率极低，而且没什么医生想要这样的生活。我认为这种模式应该以一种昂贵的形式存在，服务于不差钱的人群，毕竟这是美国。
风险资本会以惊人的速度烧光，然后医生上门服务也不再需要大量的 29 美元补贴 —— 更可能是 499 或者 599 美元。极少的消费者会因为结膜炎花这么多钱，跟愿意花 499 美元打车去机场的人一样少。况且，没有任何一家健康保险公司会愿意为结膜炎赔付这么多。
认为上门医疗是可规模化的，是值得风险资本投资的，是与 Uber 一样革命性的，就跟我 9 年前的创业一样幼稚。9 年前，我花了 1500 美元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跟今天人们投资 3000 万美元尝试验证的模式是一回事。这种模式对医疗系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我们需要所有的医生保持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