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徐直军说出这句话的表情是怎样的，但心里估计有几分不忿和无奈。华为过去几年一直想进入美国市场，但遭到思科以及美国政府部门的种种阻挠，以莫须有的恶意揣测为华为订上“间谍”的标签。

2009 年起，华为即雇佣美国游说公司，试图打消白宫的疑虑，当时每年的游说资金支出为 40 万美元。但到了 2012 年，华为的游说费用猛然增加，截止至 10 月份 82 万美元。

虽然其副总裁马克·钱德勒（Mark Chandler）曾经公开否认思科游说美国国会调查华为。但这样的说辞，很难让人信服。《华盛顿邮报》曾经披露思科通过游说打压华为，同样截止至 10 月份，游说费用达 121 万美元。而 2010 年以及 2011 年其游说费用更高达 201 万美元、280 万美元。五百余名美国国会议员中，有 61 名持有思科的股票。

而徐直军说，“我们对美国市场已经没兴趣”，变相承认华为在美国所做的种种努力，遭到了失败——不管换多少家游说公司，还是雇佣专业的游说人员。虽说是市场经济，但从华为这件事看，美国市场存在“天花板”，难以冲破。今年 3 月 28 日，Sprint 和日本软银决定不采用华为的电信设备。

以前美国政府并未采取太多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惠普、思科等硅谷科技企业直接面对亚洲制造的冲击。但苹果与三星的专利诉讼表明，美国已经在保卫硅谷——这有赖于前人的努力，包括直接向美国总统提交报告的前惠普 CEO John Young，以及那些通过了《拜杜法案》、《联邦技术转移法》、《技术转让商业化法》等一系列相关法案的国会议员。

而现在，也是国会议员，阻挠了一家亚洲企业进入美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