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hout】传统媒体没死
首先申明，我是传统媒体从业者，现供职于一家财经类杂志，曾给爱范儿供稿。但我也是新媒体，尤其是科技博客的拥趸。早上起来看了李楠老师这篇《传统媒体之死》，我认为有几处观点值得商榷。
传统媒体在渠道上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削弱了内容的重要性。
内容是媒体的决定因素，发行渠道只是重要因素之一。诚然如李楠所说，发行量大就可以忽悠广告商投钱，发行数量也确实固定。但我认为这两者不构成因果关系，即渠道的稳定并不会削弱内容的重要性。
就国内环境（党报除外）来说，媒体从业者行业的流动性高，有一部分原因是新的媒体的筹办。以杂志为例，随便数数，今年创刊的财经类新刊就有4家，分别是《财经天下周刊》、《新商务周刊》、《凤凰财经》、新《哈佛商业评论》。据传明年还会有。
而这些新生血液搏杀的战场除了渠道之外，最关键的就是内容。在本就细分的财经领域寻找自己的内容个性，差异化竞争，来寻求更多的读者。唯有依仗内容来取胜。而发行渠道，有能力玩纸媒，或者传统媒体的公司，发行力量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极个别，如《Vista 看天下》和《读者》等这种妖孽级别除外。
你不需要更新 － 选题需要时间，不需要更快 － 否则无法事实审查和审稿，甚至，不需要前瞻和洞见 － 安全和非个性化的报道才符合强势渠道的利益。
我觉得这句话逻辑比较混乱。因为传统媒体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每个都有其属性，其特征。
而且我认为，“更新更快”和“前瞻洞见”本就是矛盾的。你很难强求“更新更快”的都市报去做一篇带有“前瞻洞见”的稿件。也就如同你很难比较爱范儿的观察和主站文章谁好谁坏一样。
至于每个破折号之后的注解，我觉得也有疏漏。先说第一个破折号之后。传统媒体中还有个职业，即突发记者，供职于各大都市报。他们 24 小时待命，从各种各样线人和热线电话中获得线索，随时出发。“选题需要时间”，在他们身上是一个伪命题。而第二个破折号，事实审查和审稿。在此亦不成立。他们自身去现场完成事实审查，至于审稿，则是宣传部禁令的事情。李楠在此代入的情形可能是杂志这类传统媒体，忽略了与大家更加贴近的都市报。
至于第三个，“安全和非个性化的报道符合强势渠道”，这句话基本是不正确的。
很多媒体，应该说是非党媒，都在拼独家新闻。媒体之间因为拼独家，吵嘴架打嘴仗比比皆是。而南方报业下面的媒体，则以挑逗红线为乐。“符合强势渠道”这句话，则是事实有误。靠谱的媒体，大多采编和经营分离。后者无法干涉前者。
这让媒体不需要依附于具体的作者。也让媒体的“深度”报道，变为一个可以交易的项目：投入记者和时间，就可以相对稳定的获得。
这段话我认为也是值得商榷的。
举几个例子。
提及中国媒体圈的特稿，比较出名的有李海鹏的《举重冠军之死》、林天宏的《大逃港》、拿过骑士文学奖的曹筠武的《系统》。当然还有《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的几位专栏作家，不一一列举。这些人对读者的号召力，不亚于 Zealer 的王自如，不亚于科技博客中 Joshua 和莫博士，也不亚于 Asymco 的 Horace Dediu。
历数新创刊几本财经杂志的主编，也均有其深厚的从业背景。《新商务周刊》的主编是前《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新闻编辑喻尘，《凤凰财经》的主编是前央广的春蔚，《商业周刊》的主编是许知远。固然他们不再是一线作者，但时有精彩社论的写作。比如你要想在看到许知远老师的活体作品，就得长期购买彭博。
媒体的“深度”报道，并不是简单“投入记者和时间”就能完成的，也不简单的是一个交易的过程。还需要看记者的悟性和媒体对其的培养力度。总之，凡是依附于具体的人，并且带有创造性的职业和行业，都不能简单的给予“投入即获得”的量化。没人可以说 CEO 界可以量产乔布斯。同理，新闻界亦然。
不需要长期行业内的熏染，只要经过流水线一般的训练，那么一个普通人就几乎可以报道一切。
记者分口，这是一个媒体圈的惯常做法。而一个成熟的媒体，每个记者报道的行业都是固定的。你很难能让一个跑航空口的记者突然换到 TMT 口。人脉资源、行业认识、判断的价值体系都完全不同。跨界，媒体和记者投入成本太高。
而报道一切，完成新闻垃圾确实不难。让专家说几句话即可。但好报道，流水线式训练不可能做到量产。
《第一财经周刊》的骆轶航，常看 IT 报道的人各位都不会陌生。若是他仅经历了流水线一般的训练，我觉得他也折腾不出 Pingwest 这种东西，也写不出让微软团购的封面报道。
那么一堆媒体精英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喜好，意淫高质量报道的标准。
Huffington Post 已经不是传统媒体。目前最具声誉的一篇报道就是拿普里策的“缓慢，长篇，不偏不倚”的Beyond the Battlefield。而普里策评委们当然不是简单的玩新闻专业主义，凭借“高质量报道的标准”去评这个奖，同样还需要读者的口碑和广泛的传播。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高质量报道的标准究竟是媒体精英意淫出来的，还是读者选择出来的，还尚需要探讨。
那么报道就很可能更加个人和更加极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专家”。他不需要用所谓“中立”去为自己的报道增加信用。
很明显，李楠更喜欢有“行业洞见”的报道，而非“中立观点”的东西。但这也是个人口味的问题。事实上，“洞见”是据有偏向性的。这点李楠老师也有所提及。而这个，新闻传播的偏向性是好是坏问题，理论界早有探讨。我觉得我们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来。
我个人观点是，有“洞见”的报道读来会更省事。你可以直接引用相关观点，甚至基于此形成相关观点。但害处也不言而喻。
设想一个场景，当你读到两篇都据有“洞见性”的报道，却发现其观点截然不同时，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找第三个、相对客观独立的报道来还原真相。
这也是新闻从业者区别于路边说书者、茶馆扯淡者、京城出租车司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价值。
再设想下，如果“洞见性”带有“利益偏向”，应当如何处理？
李楠老师的想法是：“你需要为你读到的东西负责，而不是相反。”那么好，你在为自己负责，即反复求证该“洞见”的过程中需要完成哪些工作？
要做到为自己负责，想必得先成为该行业的专家吧？在如此高成本下，做到为自己阅读负责的，又有几人？
方舟子以在新语丝打假积累的人气、口碑，在大众科学传播这一块曾是一个箭头人物。我相信在两年前对方舟子有好感的人不在少数。当这种已经积累起口碑的人，突然宣传带有明显倾向性，甚至偏见的东西时，其破坏力，我想大家都有体会。
如同我之前所说，凡是需要人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行业，就很难去量化，去控制。写作尤是如此。这与理科的纯计算、或者基于数据的分析大有不同。我相信比起处理代码中的bug，处理人的私欲更加困难。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必要性。
至于强调价值观的《纽约时报》是否伪善，我觉得这是个人的评估和判断。但当一篇稿件的“洞见”，或者个人“观点”，是基于红包的力量时，我想李楠老师作为普通读者也会对此感到痛苦。尤其是这个偏向性是那么的据有说服力。最起码，《纽约时报》宣扬的这种价值观，可以让他们的记者杜绝这种形式的“洞见”。
有一个观点是准新闻人一直崇尚的，也是我一直追求的：
中立客观是一个准则，即便难以达到，但你仍然需要无限贴近。
综上，我认为唱衰新闻专业主义为时过早。“洞见性”和“专业主义”并不矛盾。互补且共同发展，是对读者最好的结果。
